黄昏时，她站在河口，看那条河被晚霞染成暗红。越南一侧的簸箕船慢悠悠漂着，船头烧纸钱的青烟被风扯成细线。阿花把骨灰盒抱在胸前，盒面上嵌着一张黑白照片——是她父亲，那个曾经在红河上撑了三十年竹筏的摆渡人。水声很轻，轻得像父亲临终前不肯合上的眼睛。 她记得最后一次跟父亲撑筏，是十年前的端五。雨水抽打水面，竹筏在漩涡里打转。父亲肩上的粗布衫湿透了，却一直笑着：“阿花，你听，红河在哭，还是唱歌？”她把脸贴进父亲湿冷的脊背，听见他胸腔里轰隆隆的响。他说水是有魂的，渡一船人，就收一船故事。可是那天之后，红河改了道，大坝截断了老渡口。父亲不再撑筏，每天坐在石阶上，对着干涸的河床，一遍遍数自己腿上的疤。 汽笛刺破暮色，一艘运甘蔗的驳船从下游开来，犁开的水面翻出褐红的泥沙。阿花忽然伸出手，让风把骨灰扬起来。她没撒进水里，只是按父亲的遗嘱，把一把灰装进旧烟袋，塞进竹筏的缝隙。老竹筏卧在河滩上，骨头一样白，被水浸的绳头还系着半截红旗，褪成浅粉。 她划亮火柴，点燃那张写满越南地址的纸。火苗蹿起，照见对岸的教堂尖顶，和尖顶上停留的一只白鹭。父亲说过，红河不认得国界，只认得水。纸灰飘向水面，被浪花卷走。阿花终于哭出来，眼泪落在河岸的沙粒上。她背起包，沿新修的栈道往上游走。身后，红河在暮色里一声叠一声地拍打石阶，像父亲最后那晚，用指节敲着床沿，敲出没有歌词的调子。 她走很远后回头，河面上只剩一盏船灯。风送来一段越南语广播，断断续续。阿花想，明天她要去对岸看看——不是摆渡，是替父亲把三十年前欠的一条头巾还回去。河水仍在流。红河不哭，也不唱，只是默默把两个人的影子揉进泥沙里。她忽然懂了：父亲说的魂，原来就是这条河记得每一个渡河的人。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