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牧坐在九龙塘那间开了四十年的老冰室里，面前的丝袜奶茶已经凉透了。 对面的胖叔擦了擦手，从围裙底下摸出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边角都磨毛了，鼓鼓囊囊的。他把信封推过来的时候，嘴唇只是动了动：“第三部，找到了。” 林牧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VHS录像带封面，印刷粗糙，能看出是八十年代那种廉价独立制片的手笔。封面上没有片名，只画着一栋公屋的剖面图，每层楼的窗户都用红墨水打了个叉。 “这是什么片？”林牧问。 胖叔眼神示意他收好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，像破风扇转不动时的咳嗽：“《十层楼》。” 林牧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是他整理的名单上第三部被港英政府永久禁止上映的电影。他追了七年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。 没人知道那十部电影到底拍的是什么。官方档案里只有“违反公共秩序条例”或“不符合公映标准”之类的套话。电影本身像从来没有存在过——底片销毁，拷贝不知所踪，参与拍摄的人要么矢口否认，要么死得不明不白。 林牧花了七年时间，从一个电影资料馆的临时工变成了所谓的“禁片猎人”。他在深水埗的旧货市场翻过三百多箱废胶卷，在东莞的地下仓库里找到过一截跑火车的十六毫米胶片，甚至有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塞给他一封信，信里只说了一件事——当年参与禁片审查的官员，有一个在退休后失踪了。 “看完就烧掉。”胖叔沙哑地说，“这卷带子是我从石硖尾老放映室的地板底下挖出来的。当年的人说，录好以后根本不敢拿出来给人看，因为看过的人，都没有走到第二天。” 林牧把信封塞进夹克内袋，站起来。胖叔忽然抓住他的手腕，力气大得不像个六十多岁的人。 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编故事？”胖叔的眼睛浑浊但灼热，像未熄的炭火，“《十层楼》——你去看里面第十层第十个房间的窗。你看了就明白为什么那一年，整栋楼的住户在一夜之间搬得干干净净。不是迁拆，是跑。” 林牧没说话。他走出冰室的时候，油麻地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，红红绿绿地映在湿漉漉的街道上。他掏出手机搜《十层楼》，不出所料，任何搜索引擎上都只跳出一些无关的链接，仿佛这三个字在数字世界里被物理性地挖掉了。 他坐上小巴，一路颠簸回自己的出租屋。那栋楼在土瓜湾，隔壁就是一座闲置多年的唐楼，窗户大多残破，夜晚看起来像一排排空洞的眼眶。 出租屋里只有一个老式录影机。 林牧调暗灯光，把带子推进去。机器嘎嘎作响，老旧的磁带发出刺耳的噪音。雪花噪点闪过以后，银幕上出现了一栋公屋的远景，阴天，镜头轻微抖动。然后就凝固不动了。 所谓“电影”，没有剧本，没有演员，没有配乐，没有对白。就是一栋公屋的静态画面，持续了整整两分钟。 林牧差点笑出声来。他冒着被胖叔恐吓的风险，七年追查，就为了看一栋破房子的固定镜头？ 但就在他准备关掉的瞬间，画面变了。 镜头往上移了一格，像有人在楼层之间数数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到了第十层。 第十层的第十个窗户，镜头停住了。 那扇窗的玻璃映着对面楼的墙，正常得出奇。林牧俯身凑近屏幕，试图看清每一个像素。大概在录影带播放到四分二十秒的时候—— 那扇窗里面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 不是人的走动。像有一只枯瘦的手，缓慢地从窗框内侧往上爬。手指关节夸张地反折，像蜘蛛的腿一样不规则地扭动。那只手攀住窗沿，然后一张脸贴上了玻璃。 没有颜色。没有五官。只有一张皮肤被剥去后的肌肉组织轮廓，像医学解剖图一样精确，活着。 那东西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然后—— 开始敲门。 不是敲屏幕那扇窗。是敲林牧此刻坐着的房间的门。 咚，咚，咚。 三声，像有人在用指关节敲击出租屋的木门。 林牧僵在椅子上，眼睁睁看着自己那扇门上的暗锁缓缓转动。 他这几年找过各种理由说服自己：是风声，是旧楼的热胀冷缩，是隔壁的香港特有噪音。但这一次，他知道屋里除了他没有别人。 门开了。 没全开，只开了一条缝，约莫能伸进一只手的宽度。一股潮湿的霉味从门缝涌进来，像地下水管破裂后的气味，混着什么腐烂的甜腥。 林牧攥着那把只剩三颗子弹的五四手枪，手心里全是汗。 门缝里缓缓伸进来一样东西，不是手，而是一卷被火烧过半截的十六毫米胶片。胶片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银光，像一条死蛇滑过地板，停在他的脚边。 林牧低头看那卷胶片，上面残留的片段只够辨认一帧画面：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，站在那个十层十号的窗口，微笑着挥了挥手。 他抬头再看门缝的时候，门已经关上了。暗锁咔嗒一声重新扣好。 林牧深吸一口气，伸手去拿那卷胶片，指尖刚碰到边缘—— 身后的录影机忽然自己倒带，磁带吱吱叫着卷到底以后，卡住了。然后扬声器里放出一段声音，是胖叔的声音，但明显不是从刚才那段画面里来的。像是有人后来录上去的，声音又远又闷： “你以为它是电影？” 停顿。 “电影在放你。” 林牧看着脚边那卷胶片和手中的枪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他找的从来不是什么被禁的电影。 他被电影找了。！